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将同年生、同年死，分属东西半球的两位人物放在一起对照，引出对时空、人生与精神信仰的思考。

一位是英国著述动物故事的神职作家，一位是明末以死殉道的忠义谏臣，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藏着历史的奇妙巧合。

正文

——从托普赛和杨涟说起

时光荏苒，光阴似箭。时空交错之间，历史由无数个巧合、偶然和必然组成。你是谁？他是谁？我又是谁？

让我们一起来认识，分别生活在东西半球，同样生于1572年、卒于1625年的两个人。

一、著述神话动物与《时代的悲歌》的托普赛

爱德华·托普赛（Edward Topsell，约1572–1625年）是一位英国神职人员和作家，以动物寓言创作闻名。

爱德华·托普赛1572年在肯特郡七橡树市受洗出生。1587年，他以减费生身份进入剑桥基督学院学习。减费生指求学期间，可以获得学费、食宿等方面的资助，多数时候需要通过完成指定工作来回报帮助。托普赛在1591或1592年以学士学位毕业。

托普赛的《四足兽史》（1607年）和《蛇史》（1608年），在1658年被合为《四足兽和蛇的历史》重印。这本著作长达1100页，既记录了真实动物的古老奇幻传说，也收录了各类神话动物的相关记载。

托普赛的作品，至今仍因详实生动的插图被人铭记，其中就包括著名的“丢勒的犀牛”。他笔下插图里的狮子带着人类的表情，鬃毛梳理整齐，也体现了托普赛的观点：动物和人一样有内在价值与道德品性，也会对人类怀有仇恨。

狮子是西方文化里最知名的动物符号，总能让人联想到勇气、力量与王者风范。本文作者并不认为狮子对人类有特殊的仇恨。在基督教文化中，狮子可善可凶，但无论怎样都代表着权威与力量。

从剑桥基督学院毕业后，托普赛大概率还取得了硕士学位，之后进入英国教会任职。他先是担任苏塞克斯郡东霍斯利的第一任教区长，后来在1604年成为奥尔德斯盖特圣博托尔夫教堂的永久牧师。

他也撰写过不少宗教和道德主题的书籍，比如《宗教的奖励》（The Reward of Religion）、《时代悲歌》（Time’s Lamentation）等。“请考虑一下我们被召唤的职业的希望是什么，我们所处的境况的尊严，以及我们的宗教为我们的灵魂准备的奖赏是什么。”据说这就是他书中的呼吁。《时代的悲歌》，是他在各类布道灵修场合，围绕先知约珥的论述整理而成。

约珥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，他名字的意思是“耶和华是神”。《约珥书》是旧约的一卷书，记载了约珥对灾祸来临的警告、对耶和华降临的描述，以及对美好结局的预言。全书主要以诗体写成，有诗体特有的韵脚与对句，传达的神谕也充满丰富意象。

《圣经》更着重书中的预言信息，而非执笔者的生平，因此全书开篇只写道：“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。”关于约珥的生平，也只有这一句简短描述。学者推断，《约珥书》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。

爱德华·托普赛生活的年代，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从兴起走向高峰的阶段。这场文化运动以复兴古罗马文化为名，实际是一场全新的文化变革：它重新学习承袭古典文化，也打破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旧框架；它在绘画、教育改革、人体研究、化学、天文等多个领域推动了近代科学发展，也打破了神权的束缚，开始强调人的价值。

文艺复兴让人们从专注对神的信仰，转而开始重视现世生活的质量。它不止追求复兴，更带着浓厚的科学研究与探索创新的色彩。米开朗基罗靠人体解剖研究和透视法创作的作品，达·芬奇多领域的自然与科学研究，都是那个时代的最高代表。

二、明朝的著名谏臣杨涟

和托普赛同一时期，当欧洲人文气息浓郁、艺术蓬勃发展的时候，东方正处于明朝末年。

明末有位君子名叫杨涟，他和爱德华·托普赛同样出生于1572年、卒于1625年。杨涟是当时著名的谏臣，被誉为“东林六君子”之一。他五岁就跟着外塾读书，天性聪敏，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，教书先生都称他是奇才。
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杨涟考中进士。他最早出任常熟知县，考核被评为全国廉吏第一，之后入朝担任户科给事中、兵科给事中。

杨涟为人光明磊落，不肯奉承权贵。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已经多年不见朝臣，郑贵妃和外朝官员多有勾结，还离间神宗和太子朱常洛（后来的明光宗）的骨肉关系。明神宗病危时，杨涟不惧郑贵妃的权势，力主太子朱常洛进宫服侍神宗。

光宗即位后，才登基四天就一病不起。当时宫中纷纷传言，说朱常洛生病，是因为郑贵妃进献八位美女亏损身体，又唆使宦官崔文升进泻药，让病情更加严重。

杨涟听到传言后，深深为朱常洛担忧，下定决心要清除郑贵妃对皇权的威胁。他联络朝臣，一起请求郑贵妃移宫，把她从光宗身边调离，还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，整顿宫廷秩序。光宗病重时，杨涟上疏陈述郑贵妃的过失，得到光宗召见，接受了顾命辅政的嘱托。

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杨涟因为对抗阉党、阻止魏忠贤专权被诬陷，受尽酷刑，惨死狱中。

在经历了钢针刺身、铜锤击胸、沙袋压身、铁钉贯耳这些毫无人性的酷刑后，濒死的杨涟咬破手指，写下了一篇绝命血书，翻译成现代汉语为：

杨涟今天就要死在狱杖之下！一片忠心报答陛下，因为刚直被奸人仇视；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面对阉党专权，我不愿像汉代张俭那样四处逃亡，也不愿像东汉杨震那样服毒自尽。赏罚都是天意，我一生行仁义，在奸人当道的时代，死在诏狱，也算得上死得其所，因此对天无憾，对人无怨。

只因我身担御史职责，曾经受先帝顾命，孔子说过：“被托付幼主和国家政事的人，面临生死关头不能动摇屈服！”坚持这样的信念，死后面对先帝在天之灵，无愧于二祖十宗、天地和千秋万世。想到这里，除了大笑还是大笑，刀斧加身，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
我杨涟就算粉身碎骨，尸体喂了蛆虫，也心甘情愿。只希望国家强盛稳固，皇帝圣明刚正，天下长久享受太平。这点被人笑作痴愚的念头，至死都不会改变。

1628年，杨涟得到平反。他刚正不阿、坚持真理、主持正义、忠言敢谏，被史家评价为“为人磊落负奇节”。

哪一生哪一世？在那一世的人生舞台上，杨涟演尽了东方忠义之士苦心报国的大戏；而托普赛则演绎了西方信仰者潜心著书、相对平静的一生。

不知道杨涟和托普赛的下一世各自去了哪里？后来的他们，是否做过国王、将帅、商贾、诗人？是否出过家，或者成为艺术家？如果再度生在同一个时代，他们的人生轨迹，会不会依然不会交叉？茫茫人海，我们究竟为了什么，来到世间尝遍苦乐，写下不同的文化篇章？

人生就是大舞台，人人都有来世前选定的角色。每个人的戏份，都构成历史的一瞬，而历史的瞬间就像恒河沙数，数之不尽。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轮回辗转，扮演过各种各样贵贱、是非、善恶的角色，我们才走到今天。

无论年龄、肤色、职业，我们其实都是古老的灵魂（old soul）。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力，远远超出后天观念给我们的束缚，只要我们敢于敞开心扉。

如果只需发出真诚的一念，便可重新接通与生命本源的珍贵联系；如果用心灵仰望上苍便可得到指引，那一刻，我们最想说的话会是什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