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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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亲相隐也叫亲亲容隐，是中西方传统伦理与司法领域共有的重要原则，承载着人类对家庭人伦的基本共识。

本文梳理了亲亲相隐从中古到近现代，在中西方的发展脉络，带你读懂这一传承千年的文化命题。

正文

从古至今，从东方到西方，亲亲容隐都是人类道德在传统伦理纲常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体现，也是维护社会和谐、倡导人伦秩序、保障公序良俗的重要原则。

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中曰：“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间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”《论语·学而》中说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”

就是说，君王仁义，臣子奉行，父亲慈祥，儿子孝顺，兄长友爱，兄弟恭敬，这是合乎人伦的状态。如果背离这种秩序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失控，还会招致祸害。而“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”这四条，都体现在家庭关系中，可见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，对国家治理而言多么重要。

近现代中国经历社会大转型，传统家庭伦理受到冲击，曾一度出现鼓励亲属互相揭发的情况，打破了人伦底线，滋生了不少人间悲剧。

最早的亲属容隐思想萌芽，出自春秋时期。
诸侯盟会上，晋文公听从卫国大夫元咺的请求，希望周襄王杀掉被抓的卫成公，周襄王拒绝了，说：“君臣之间不打官司，如果君臣都对簿公堂，那父子也会兴起诉讼，就没有尊卑上下的秩序了。”

孔子主张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”，孟子在谈到舜如何对待犯杀人罪的父亲时，主张“窃负而逃”，意思是背着父亲逃走。
秦朝时，子诉讼父母，妾诉讼夫，官府直接将告状者定罪。汉武帝时，子告父属于不孝的重罪。

将亲亲相隐正式写入司法制度是汉宣帝时代。汉宣帝地节四年，下诏说：“引导人民以孝为先，则天下就会和顺。”夏五月，又诏曰：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是出于天性。虽有祸患，还要冒死来设法保全亲人性命。实实在在是有颗相爱的心彼此联系着，仁爱厚道到极点了，这是不可违背的啊！”

诏书还规定：从现在起，凡儿子隐匿父母的罪行，妻子隐匿丈夫的罪行，孙子隐匿祖父母的罪行，都可以不被问罪。另外，如果父母隐匿儿子的罪行，丈夫隐匿妻子的罪行，祖父母隐匿孙子的罪行，就算是要处以斩首之罪的，也都要上报廷尉后再行决断。

北魏时，名臣崔纂上书魏孝明帝，将亲亲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之间。
唐朝时期规定，同居亲属除犯谋反罪以外，均可以相互容隐。
元朝时，有人告发其父谋反，元英宗大怒，说：“讦父母于官，岂人子所为？”下诏把告发的人杀了。

从元明一直到清朝、民国时期，庇护亲属的容隐制度被认为是国粹保留了下来，而且形成了相当系统的体系。

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古代社会都看重人伦秩序，对家庭关系的维护是共通的共识。
古希腊智者尤西弗罗告发父亲杀人，受到苏格拉底的指责，尤西弗罗自己也意识到，为人之子状告父亲杀人，是违背人伦的错事。

柏拉图在其著作《理想国》中反复提到一个观点：亲子关系是受天则庇护的，告发犯罪的亲人使其受到刑罚就是冒犯人伦。亚里士多德也持此观点。

古罗马法曾规定，两种情况会丧失继承权：一是对尊亲属提起刑事诉讼，二是告发卑亲属所犯的死刑之罪。
古罗马法还规定，亲属之间不得相互作证，未经许可而告家父者，任何人可对其提起刑事诉讼，家长有权不向受害人交出犯罪的子女。

纵观东西方的亲亲容隐制度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法律和一切世俗力量都维护上下尊卑的人伦秩序，亲人互讦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恶行，会受到所有人的责难。

近现代主流法系国家，普遍保障亲属作证豁免权，认可亲亲容隐的原则。
《法国刑法典》、《德国刑法典》、《波兰刑法》以及《保加利亚刑法》均有类似规定：容隐近亲属的行为可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。

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体法中，美国和英国的刑法均规定，夫妻互相隐匿犯罪可免责。

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