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是中华文化智慧系列《“天人感应”》上篇，梳理了这一传统思想从上古到宋明的发展脉络。

文章介绍了历代先贤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核心论述，帮助读者读懂古人敬天顺天的文化传统。

正文

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，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繁荣、世代传承，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崇高智慧。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，传承下敬天顺天的传统，追求“天人合一”。

一、“天人感应”溯源

古人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，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，要与世界万物和谐相处。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，就是上天对人表示谴责与嘉奖的兆示。

上古时的河出图、洛出书、凤鸟至，都是古人认为天下将大治的预兆，“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庖牺氏之王天下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（《易书》），讲的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顺天呈象化育天下，开启了华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。

三皇治世，五帝定伦，大道昌明，万邦协和，天降祥瑞频现。如唐尧时的“一日十瑞”：“宫中刍化为木、凤凰止于庭、神龙见于宫沼、历草生楷、宫禽五色、鸟化白神、木生莲、箑莆生厨、景星耀于天、甘露降于地”，正是“尧为仁君，一日十瑞”（《述异志》）。

夏商周时强调天命观，认为上天至公无私，赏善罚恶，报应昭然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惟德动天，也就是惟有德之人，可以感动天心，天虽高远，德无远不到。

如《诗经·小雅•天保》中说：“永言保之，思皇多祜。”意思是天佑有德，永远庇护，恩赐福禄数不胜数。《诗经·大雅•皇矣》中说：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。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。”意思是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，掌控四方，保佑人民安定。

上天直接干预和决定人事，自然界的异常现象，多是由人的不良行为引发。《诗经·小雅•十月之交》描写西周末年发生的地震，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日蚀等多种反常自然现象，将其解释为朝廷“不用其良”（不任用贤能）、坏人专权等失政行为的结果，是对君王和权臣敲响的警钟。

《尚书·洪范》对天人感应进行系统性整理，形成了“天人感应”的明确概念。它明确指出，“感应”的方式是：天监察人的行为，再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志，和人事行为是否端正直接产生感应。

《吕氏春秋·明理》则分门别类，把灾异分为风雨、寒暑、阴阳、四时、人、禽兽、草木、五谷、云、日月、星气等许多类别，每种感应之中又区分出许多种复杂情况。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，就可以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。

二、“天人感应”学说及相关论述

孔子说：“邦大旱，毋乃失诸刑与德乎？”他认为灾异是人事行为不正引起的，因此劝国君“正刑与德，以事上天。”

比如鲁宣公时发生蝝害，蝝就是还没长出翅膀的幼蝗，《春秋》明言宣公因为“变古易常”，天才降下灾异。宣公在天灾后及时反省改过，恢复了古制，因此避免了更大灾害，保住了庄稼收成，所以孔子特意将这件事记录下来。再如鲁桓公时的一次旱灾，“旱者，政教不施之应”，桓公不听劝谏，反而“去国远狩，大城祝丘”，因此才招来旱灾。

孟子认为《春秋》是乱世救世之作，说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》说：“周道敝，孔子述《春秋》，则《干》《坤》之阴阳，法《洪范》之咎征，天人之道灿然著矣。”

墨子说：“天之志者，义之经也”，倡导“尊天顺天”，要符合天道，顺应自然。他认为君主必须时时刻刻留意自然变异，检查自己的德行，看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，及时改过，争取挽回天意。

墨子说：“夫既尚同于天子，而未尚同乎天者，则天灾将犹未止也。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，雪霜雨露不时，五谷不熟，六畜不遂，疾灾戾疫，飘风苦雨，存臻而至者，此天之降罚也，将以罚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即便人们的意志和天子统一，要是天子的意志没有和上天统一，天灾还会发生。违反天意的人，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，也就是所谓“天谴”。

墨子还说：“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”认为天意的核心是“爱民保民”。墨子的相关论述都记录在《墨子》一书中。

西汉时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应说之大成，著有《春秋繁露》等著作，明确提出“天人之际，合而为一”。《春秋繁露》主要阐释儒家经典《春秋》，因此取名为“繁露”，这本书以天人感应为核心，阐述了“王道及三纲五常来源于天”的伦理思想。

董仲舒认为，天人相通，相互感应，天能干预人事，人也能感应上天。君主如果违背了天意，不仁不义，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；如果政通人和，天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。

他向汉武帝进言说：“灾者，天之谴也；异者，天之威也。凡灾异之本，尽生于国家之失，国家之失，乃始萌芽，而天之灾异以谴告之，谴告之而不知变，乃见怪异以惊骇之，惊骇之尚不知恐惧，其殃咎乃至。以此见天意之仁，而不欲陷人也。”他指出，像日月蚀、地震、山崩、洪水这类灾异，不能只看表象，都有其内在根源。

董仲舒对“王”字做了如下解释：“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者，通其道也。取天地与人之中，以为贯而参通之。非王者，孰能当之？”（《王者通三》）

他还说道：“天者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，建日月风雨以和之，经阴阳寒暑以成之。故圣人法天而立道，亦博爱而亡私，布德施仁厚之，设谊立礼以导之。”他认为天是至善的化身，天以慈悲为怀，生养万物，包覆一切，对万物一视同仁，以日月风雨、阴阳寒暑养育万物，生生不息，这都体现着天意。而圣人之道，正是效法天的博爱无私建立的，布德施仁、设谊立礼，都是对人类一视同仁的表现。天的一切活动皆是善的体现，而人的仁德取法于天。

董仲舒提倡传统的祭天祭神方式，他认为祭祀不只是单纯的礼仪程序，而是可以直接连通神明。他说道：“受命之君，天意之所予也。故号为天子者，宜视天如父，事天以孝道也。”提出君主应该率领臣民事奉天；他认为天意至仁，君主必须效法天，实行仁政。

他说：“王正，则元气和顺，风雨时，景星见，黄龙下；王不正，则上变天，贼气并见”，指出君主为政端正，就会风调雨顺；反之，则天灾人祸接连而至。

董仲舒继承了孔子、孟子的义利观，提出“正其道不谋其利，修其理不急其功”的主张，强调道义优先，认为道德规范是天为“保民”而赐予人间的，人要顺天不能逆天，要接受圣人的教化而为善，坚决阻止“奸邪并出”。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，动机不善就可以惩罚，不必等到酿成事实，他也相信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。

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乐书》中说：“天与人相通，就好象形与影、气的关系，做好事的人，天报以福；做坏事的人，天报以祸。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是很自然的道理。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。人君当象天行动，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，使阴阳变易；如果人君逆阴阳，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，这是天皇对人君的告诫”。

宋明理学对天人关系的阐释，认为“天”、“天理”是至上、永恒的，做人要遵循伦理原则——“纲常”。

宋代张载在《西铭》中写道：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浑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这句话讲的是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的境界。

宋代程颢和明代王阳明等理学家，都明确提出了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，意思是天地万物本为一体，而“仁”贯穿其中。他们认为“天人”本就是一个整体，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和对应关系，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天人感应，对应关系清晰，因果联系明确，如影随形。

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