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以古语点明因果，劝人去恶修善，列举三位古代贤士的行善事迹，印证“行善人敬天佑”的道理。

故事分别讲述唐代贤相宋璟、唐代清官钱徽、宋代教育家陆九渊的修德行善经历，说理通俗易懂，给人启发。

正文

古语云：“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卫之，所作必成”，而作恶之人则“吉庆避之，恶星灾之，刑祸随之”，古人以因果规律导人走正路，启迪人们去除恶念、修养善行，通晓圣贤道理，相信因果报应，修身进德；切莫恣情纵欲，任意造业，无所忌惮，最终必然害人害己，引来天灾人祸，酿成世间乱象。古籍中记载了很多这类事例，以下举几个例子。

（一）秉公持正

宋璟，是唐朝邢州南和（今河北邢台）人，少年时就博学多才，十七岁考中进士，历任刑部尚书、宰相等职，先后经历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、殇帝、玄宗五朝，在任五十二年。唐玄宗时期，宋璟和姚崇并称贤相，世人称“姚宋”，史书评价“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，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”。宋璟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，和姚崇同心协力，开创了继“贞观之治”之后“开元盛世”的大好局面。

宋璟为人耿介不阿，守法正直。武则天在位时，奸臣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权倾朝野，专横跋扈，宰相魏元忠直言规劝他们，二张怀恨在心，诬陷魏元忠说了不符合臣子身份的话。武后将魏元忠关进监狱，命魏元忠和张昌宗当面对质，双方争辩不下，张昌宗就收买胁迫中书舍人张说作伪证，张说害怕权势就答应了。

当时同为中书舍人的宋璟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就在开庭审讯当天提前在朝房等候，张说要去御前作证经过朝门，正好碰到宋璟。张说又急又慌，宋璟正色用大义责备他说：“人一生的名誉气节最重要，鬼神都难欺瞒，不能依附邪恶，陷害好人，换自己一时苟全。就算你因此获罪被贬，名誉节操也会流传后世；如果真有不测之祸，我一定会上前殿救你，和你共进退。好好去做，万人瞻仰，就在这一举了。”

张说被宋璟这番义正辞严的话感动，于是在廷辩的时候如实上奏说：“我确实没听过魏元忠说这些话，我不能诬陷魏元忠。”这才让魏元忠免于被害。二张深深怨恨宋璟，竟然派刺客暗杀，好在有人提前给宋璟报信，宋璟躲过一劫，真可谓是天佑善人。没过多久，二张就因为谋反被诛杀。

唐中宗时，京兆人韦月将上书告发武三思“潜通宫掖，必为逆乱”，武三思得知后，暗中派人诬陷韦月将大逆不道。唐中宗听信谗言，下令立刻处斩韦月将。宋璟认为案情不实，请求查证核实。唐中宗大怒说：“朕已经下令斩首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宋璟说：“人家告发武三思的事，陛下不查清楚就要杀人，我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请查实之后再用刑。”

唐中宗更加生气，宋璟面无惧色，说：“请陛下先查明核实，不然我不能奉诏。”唐中宗没办法，才改判韦月将发配岭南，宋璟也被改任检校贝州刺史，调出了朝廷。

宋璟任地方官的时候，依然专心改善民生，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，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为了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面前进谗言，他还上奏提出，百官奏事的时候，必须有谏官、史官在旁记录的规定。

唐玄宗时宋璟拜相，他以选贤任能为要务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让百官都能胜任本职。他刑赏无私，敢直言进谏冒犯皇帝，以身作则，虽然掌握朝政大权，从来不以权谋私，反而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更加严格。比如他的叔父宋元超作为候选官员，要求吏部优先录用自己，宋璟得知后，不但不给优先安排，还亲手写信给吏部，说“不能因私害公”。

按照当时的规定，每年地方各道都要派人定期向皇帝、宰相汇报工作。使者进京，往往带很多珍贵宝物，四处送礼结交权贵，不少官吏收礼受贿，使者也大多因此得到晋升。宋璟对此非常不满，勒令所有礼品全部退回，以此断绝侥幸求官的门路，刹住收礼受贿的风气。

当时人们都赞誉宋璟为“有脚阳春”，意思是他就像一缕春风，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，让万物都受惠。宋璟一生爱民恤物，人敬天佑，虽然多次遭小人陷害，都能化险为夷，消灾解厄。他的六个儿子都显贵，他志在天下，和姚崇一起承担朝廷重任，为“开元盛世”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杜甫《忆昔》诗中描述当时的繁荣景象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游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”

（二）清廉善报

钱徽，是唐朝吴兴（今浙江嘉兴）人，历任翰林学士、吏部尚书等职，一生谨慎厚道，看重道义，立身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，人们都称赞他有长者之风。

钱徽考中进士之后，在湖北谷城县当谋士。县令王郢喜欢结交各方人士，挥金如土，经常用公款请客送礼，后来案发被革职查办。朝廷派观察使樊泽处理这个案子，查阅王郢的账簿，发现涉案的人很多，只有钱徽一分钱都没拿，清清白白，于是樊泽上表举荐钱徽担任官署的书记一职。

钱徽任翰林学士的时候，唐宪宗见他办事有条理，举措得当，非常欣赏，经常让他参与机密事务的商议处理。有一次，唐宪宗单独召见钱徽，钱徽从容地说：“其他翰林学士也都是精选出来的有识之士，应该都参与机密事务，广泛讨论决断。”皇帝称赞他谦虚谨慎，是懂得谦恭礼让的长者。

宣武马步都虞侯韩公武想要结交朝廷官员，方便自己日后升迁，拿出大笔银钱行贿结交公卿，也给钱徽送了二十万贯钱，被钱徽拒绝。有人说他又不是手握大权的高官，没必要推辞。钱徽却正色说：“收不收是看道义，不是看官职大小。”

钱徽洁身自好，正义敢言，贪官污吏惧怕他，连皇帝都对他有所顾忌。朝廷曾经颁布诏令，严禁地方官吏进献财物，但是各地还是源源不断往京城送钱送物，有时候皇帝也会收纳地方进贡。钱徽屡次毅然上书，指出进献之风的严重后果，请朝廷停止纳贡。皇帝看后只能告诉下属，以后如果有进贡，不要走右银台门，免得被钱徽发现。

钱徽任礼部侍郎的时候，掌管科举会试事务。前刑部侍郎杨凭为了让儿子杨浑之考中进士，把自己收藏的珍贵古代名人字画送给宰相段文昌，请段文昌帮忙说情。段文昌多次给钱徽写信推荐杨浑之，还亲自跑到钱徽家说情。翰林学士李绅也去找钱徽求情，希望让周汉宾考中进士。可是钱徽不为所动，照样公事公办，对两人的请求都没有答应。等到发榜，杨浑之和周汉宾都没有中选。

段文昌为此极为恼怒，就上奏说钱徽会试取士全凭私心，钱徽反而以“取士以私”的罪名被弹劾，贬为江州刺史。当时身边的人都让他拿出段文昌、李绅的私人书信给皇上看，钱徽却说：“我只求无愧于心，得和失没有区别。做人要修身养性谨慎行事，何必拿私人书信给自己辩白呢？”人们都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。

江州府内有一笔用于辅导农作的百万公款，前几任刺史都把这笔钱拿来聚会宴饮、请客送礼。钱徽到任后说：“这笔钱是农耕的备用资金，怎么能挪作他用呢？”于是下令把这笔钱用来替代贫民交纳赋税，或是资助贫民租田耕种，由此改善了州内贫困农民的生活，深受百姓感激。

当初，江州有强盗抢劫进贡的船只，负责抓捕的官吏抓了二百多个江边的百姓关押审讯，钱徽查知他们是冤枉的，把他们全都放了。没过几天，就在舒州抓住了真正的强盗。唐文宗即位后，得知钱徽贤明有德政，就提升他担任吏部尚书。

钱徽严于律己，为官不贪，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，所到之处政绩卓越，比如他废除不合理的宴饮开销，改善贫民生活，处理事务都十分妥当。这样的善德，自然该享受福禄康宁长寿，福泽留给子孙。他的子孙都显贵贤明，为官清廉，被人们称为清官贤人，这就是钱徽积善余庆的善报。

（三）以德教化

陆九渊，是宋朝金溪（今江西临川）人，曾任国子正，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，被后人称为“陆子”。他自幼聪颖好学，三四岁的时候，就问父亲“天地的尽头在哪里”，父亲笑而不答，他就日夜苦思冥想。长大后读古书看到“宇宙”二字的解说：“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”，于是忽然醒悟：原来“无穷”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人和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。他提笔写下：“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，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。”

他对宇宙无穷、对圣人之心广大的感悟，让他笃志追求圣贤之道，他说：“人闲着的时候要大概想想：宇宙之间这么广阔，我身站在这里，要做一个大写的人……上天赋予我的使命，和天没有差别，要把格局放得广大。”

他任国子正、敕令所删定官等职的时候，感慨靖康之难的惨痛，和力主抗金的志士一起谋划收复失地，还上书朝廷陈述五论：“一论收复失地，希望广招天下俊杰，一起承担论道治国的职责；二论希望朝廷秉持尊德乐道的诚心；三论说识别人才不容易；四论说做事应当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；五论说君主不应该亲自处理琐碎小事。”因为这件事触怒了朝中权贵，被罢官还乡。

宋光宗即位后，陆九渊任荆门知军。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，金兵南侵压境，陆九渊见荆门没有城墙，腹背受敌，于是“乃请于朝而城之”，修筑了城墙。他整顿风俗，严格实行保伍之法，境内的盗贼因此都远逃了；又兴办学堂，亲自讲授儒家经典，境内的民事诉讼越来越少，外地商贩纷纷来荆门做生意，让荆门的税收日渐增加。

他到任的时候当地已经很久不下雨，他就设坛亲自祷告祈雨，很快就下了雨。上元日（正月十五日）他率领属下举行“为民祈福”的仪式，之后就下了雪。一年之后当地风气就大变，百姓都一心向善。各级主管部门纷纷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，宰相周必大称赞说：“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、谆谆教诲的结果，可以做地方长官效法的榜样。”

陆九渊一生热心教学，无论是处理政务之余还是罢官还乡，都从事办学传道的活动。他注重尊重德性，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有存心、养心、求放心、去除蒙蔽、明天理的作用。他主张学以致用，目的是培养出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才，拯救百姓济世安民。他认为学儒的最终目的、最高境界，是形而上的“道”。只有深入体会道，才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，因此要求人们在“心”上下功夫。他名望很高，“每开讲席，学者辐辏，户外履满，耆老扶杖观听”。

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曾经邀请陆九渊到自己办的白鹿洞书院讲学，陆九渊讲孔子《论语》中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一章，详细分析阐释，发挥义理，畅达透彻，听众都感动落泪。朱熹当即离座对众人说：“我应当和各位学生一起遵守，不忘陆先生的教诲”，认为这足够医治当时读书人长久藏在内心的病根，又请陆九渊写下讲义，把讲义刻在石头上留作纪念。

陆九渊在“义利之辨”中谈道：儒家用义利判断君子小人，核心是辨志向。志向在“利”的，必然被利驱使；志向在“义”的，就会把义作为行为准则，所以做学问的关键在于立志。

他联系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：科举取士已经很久了，名儒大臣都是从这里出来，现在的读书人本来也不能避开这条路。但是很多做学问的人只看重写文章的技艺，只想着能不能符合主考官的喜好，甚至有唯利是图的人，“喻于利”就和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了。他指出，要克服这些弊病，必须提出“立志”，用“义利之辨”确定做人的标准，不把科场得失作为目标，去除名利的念头，以圣贤为志向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。

天有天道，地有地道，人有人道。人不尽人道，就不配和天地并立。无论是读书，还是考科举，都是为了义，为了公，而不是为了利，为了私。他认为，用这种态度做学问，才是“正学”。

陆九渊以德教化，每次开讲听者云集，甚至有人感动落泪，不难想象他的心境，如果不是契合大道，怎么能做到这样？可见他一生的事迹，就是真正深入习得圣贤之道的证明。至于他祈雨得雨、祷雪下雪，正是他为民祈福的善德感召来的，真可谓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”。

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