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以儒家“修身为本”的核心思想为引，介绍了中国历史上汉文帝、唐太宗、康熙三位修内安外的著名明君的为政事迹与仁德品格。

文章总结了古代“修己才能安人”的治世经验，对今人理解传统德治文化有直观的借鉴意义。

正文

儒家非常重视自身修养，认为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子路曾向孔子请教君子之道，孔子回答说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

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的基础是修身，只有人心正，人的行为、人制定的规章制度才会走正道，天下人才会乐于遵守。

孔子还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意思是，政令和刑罚都是外在约束，人们可能因为畏惧而表面服从，但永远不会发自内心要求自己向善。只有真正从内心明白道德的重要、善恶的因果，才会乐于积德行善，耻于作恶。

所以自古以来，圣贤修德于天下，既严于自身道德修养，又注重对百姓的道德教化，认为这是为政的根本。

一、清静无为的汉文帝

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3年，是汉朝第三位皇帝，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。

刘恒个人躬行节俭，励精图治，最终开创治世“文景之治”。公元前157年，汉文帝驾崩，在位23年，享年47岁，谥号孝文皇帝。他也是家喻户晓的《二十四孝》中，为母亲薄太后亲尝汤药的主角。

汉文帝为母亲薄太后亲尝汤药

从汉朝建立到孝文帝在位，经过四十多年，德政达到了令人称赞的地步。一方面文帝受老子思想影响，主张清心寡欲，清静无为，不劳民伤财，与百姓休养生息；另一方面文帝为人仁德宽厚，百姓受益，西汉也逐渐走向强盛。

文帝仁民爱物的德行，体现在为政的方方面面：

其一，废除严苛刑罚

文帝认为，法令是治国的准绳，是用来制止暴行、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。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，就不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、妻儿和兄弟。而且法令公正，百姓就忠厚，判罪得当，百姓就心服。

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罪，应当受刑。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朝廷，说愿意入官府为奴，换取父亲免除刑罚。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，同时认为是自己道德不厚、教化不明，就下诏废除黥、劓、刖等肉刑，改用笞刑代替。

因为取消了严苛刑罚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，施政务求宽厚，不事苛求，因此狱事简省，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代显著减轻。

其二，推己及人，与民同乐

主管大臣请求皇帝封立皇后，文帝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。因为立皇后的缘故，文帝赐给天下无妻、无夫、无父、无子的穷困人，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、不满九岁的孤儿，每人若干布帛米肉，希望这些贫苦之人能享受到安乐。

此外，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，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部族，加封有功大臣，因此朝野上下都融洽欢乐。

其三，节省财力，不劳百姓

文帝二年（前178）十月，他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封国。一方面可以省去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，节约人力财力；另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管理封地的百姓。次年，还把调兵用的铜虎符、使臣出行的竹使符，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。

对自己，文帝格外节俭。他从代国来到京城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宫室、园林、狗马、服饰、车驾什么都没有增添。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项目，就直接废止，来便利民众。

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，召来工匠一算，造价要上百斤黄金，于是文帝直接放弃了。文帝平时穿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，对宠爱的慎夫人，也不准她穿拖地的长裙，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，以此表示俭朴，为天下做出榜样。

文帝规定，建造自己的陵墓霸陵，一律用瓦器，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，不修高大的坟冢，一切从简，不烦扰百姓。他还下令撤销保卫自己的御林军，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够用的，其余都交给驿站使用。

其四，开放言路，宽容纳谏

文帝废除了法令中“诽谤朝廷妖言惑众”以及“百姓批评朝政有罪”的罪状。他认为，古代治理天下，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，就是为了打通治国途径，招来进谏的人。这样的罪状会让大臣们不敢说真话，皇帝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。

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言，虽然直率尖锐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。

其五，重视农业，轻徭薄赋

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即位后多次下诏鼓励农桑。他还降低田租赋税，减轻徭役，又下诏“弛山泽之禁”，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，促进了农民副业生产，也推动了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盐铁生产发展。

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，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，对农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。

其六，以德报怨，宽厚待人

对待同姓王反叛，文帝处理十分宽和。平定济北王刘兴反叛后，文帝下诏赦免跟着造反的官吏百姓。公元前174年，淮南王刘长图谋造反，群臣都认为应当处死示众，文帝不忍心法办他，免了死罪，废去王位而已。

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，文帝没有出兵征讨，反而把尉佗的兄弟召来，给他们显贵的地位，报之以德。尉佗因此取消帝号，向汉朝称臣。

对待臣子，文帝也十分宽容，他认为百官的过错，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。大臣张武等人收受贿赂，事情败露后，文帝从皇宫仓库拿出金钱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内心羞愧，而不交给执法官吏处理。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，文帝反而赐给他木几和手杖，关怀他年纪大，可以免去进京朝觐的礼节。

在位23年，文帝常常自省。有一年几次发生日食，文帝自责说：“我听说天生万民，为他们设置君主，来抚育治理他们。如果君主不贤德，施政不公平，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，告诫他治理得不好。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，上天的谴责显现，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！我能够侍奉宗庙，以渺小之身依托在万民诸侯之上，天下的治与乱，责任都在我一个人。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，就好比我的左膀右臂。我对下不能很好治理抚育众生，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，以致发生日食，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。接到诏令后，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，把你们知道、见到、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，都告诉我。还要推举贤良方正、能直言进谏的人，来补正我的疏漏。”

文帝一心用仁德感化臣民，无为而治，因此天下富足，礼义兴盛。班固在《汉书•文帝纪》中给予文帝很高的评价：“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。呜呼，仁哉！”

二、盛世明君唐太宗

唐太宗李世民，生于公元599年，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，唐朝第二位皇帝。他是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同时也是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和诗人。

李世民早年戎马倥偬，以武功定天下，即位为帝后，又虚心纳谏，推行文治，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。他任用贤能，从善如流，闻过即改，视民如子，不分华夷，被千古称颂，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重要基础。

李世民像

唐太宗即位后，常常以隋亡于暴政为戒，他说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”。太宗认为，为君王者，应当心志宽大，足以包容万物；内心平正，足以决断大事。非威德不能致远，非慈厚不能安抚百姓。以仁对待九族，以礼接待大臣，奉祖先思孝，居帝位思恭，尽心尽力，践行德义，这才是君王该有的道德境界。

为了达到这个标准，他善于学习，博览百家，精研六艺，以史为鉴知兴替，虚怀纳谏，以人为镜知得失。他深知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的道理，因此广施仁德之政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：“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。”

唐太宗的德政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为君之道，先存百姓

唐太宗认为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”。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：“舟所以比人君，水所以比黎庶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所以他认为，皇帝的忧患不在外，而在自身。皇帝欲望多，花费就高，开支大，百姓赋税就重，百姓愁苦，国家就危险，皇位也就坐不稳了。

贞观二年，关内发生旱灾饥荒，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换衣食。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，还拿出皇家仓库的金银丝绸，替灾民赎回孩子，还给他们的父母。他在诏书中说：“如果能让年成丰收，天下平安，就算把灾祸都移到我身上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不久天降大雨，缓解旱情，百姓都十分欢喜。

去奢省费，精简机构

唐太宗初登帝位，就发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，人浮于事，“民少吏多”弊端重重：既耗费资源，又职位重叠，互相推诿，很多事情得不到及时解决。

为此，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，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一半，州府减少三分之一。宰相房玄龄遵旨，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，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么大力度的改革，竟然没有引发任何动荡，可见太宗行事审慎，安排得当。

发展生产，恢复经济

唐太宗深知，隋末战乱之后，百姓渴望安定休养生息。百姓被逼为盗，都是因为“赋繁役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”，因此他提倡崇俭薄赋。即位后，他遣散三千余名宫女节省国用，又下令停止各地进贡珍奇宝物，轻徭薄赋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

太宗说：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，人以衣食为本。凡营衣食，以不失时为本”，因此他格外重视发展生产，不夺农时。贞观五年二月，官吏打算调府兵做太子冠礼的仪仗，当时正赶上春耕，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。此外，他还招抚流亡百姓回乡生产，从此百姓安心务农，唐朝经济逐渐恢复发展。

容人纳谏，时刻自省

唐太宗以纳谏闻名后世，他认为：“为人君，虽无道，受谏则圣”，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，因此鼓励臣下进谏，扩大谏官职权，凡是诏令不妥，必须奏明，不能阿谀顺从。

比如魏征，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，还曾谋划对付太宗，但唐太宗不计前嫌，任他为谏官，允许他直接询问政事得失，对他十分爱护。魏征前后上疏数十次，直陈太宗过错，太宗都虚心接纳，择善而从。后来魏征去世，太宗伤心地说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征没，朕亡一镜矣。”

还有一次，选拔官员时发现不少人假冒资历，太宗打算按照已发的命令处死这些人。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：“按照法律，这些人应该判处流放。”太宗生气地说：“你要遵守法律，让我失去信誉吗？”戴胄说：“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喜怒下达的，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用来取信天下的。陛下对欺诈之事愤恨，因此要杀他们，但您也知道按照法律不能这么做。如果能依照法律，克制自己的小怒，换来天下的信任，才是正确的。”太宗听完立刻转怒为喜，说：“你能这样坚持执法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！”后来戴胄多次直言进谏，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天下几乎没有冤狱。

太宗对群臣说：“人们都说皇帝地位尊贵，无所畏惧，我不是这样。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，下害怕群臣的仰望，兢兢业业，还怕不符合天意，不合百姓的期望。”

完善法律，宽仁慎刑

唐太宗即位后，采纳魏征的建议，确立了宽仁、慎刑的宗旨，他认为修德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重要。有一次他问大臣王圭：“近代治国不如古代，是什么原因？”王圭说：“汉代崇尚儒家学说，民风纯厚；近代轻视儒学，看重法律，所以国家越来越衰败。”太宗非常认同这个说法。

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了别人贿赂的绢，太宗知道后说：“顺德这样的人才，如果对国家有用，我可以和他共享国家的财富，他何必贪恋这些财物呢！”太宗爱惜他对国家有功，没有治他的罪，还赏赐了他数十匹绢。大理少卿胡演说：“顺德违法受贿，本来不该免罪，为什么还要赏赐他？”太宗说：“如果他还有人性，接受赏赐比受刑罚更让他羞愧；如果他不知道羞耻，那他和禽兽没区别，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！”

选贤任能，选用廉吏

在选用人才上，唐太宗平抑门第，命高士廉修《士族志》，以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，没有功德的一律除名。他坚持“才行兼备”的选官标准，不问出身，不计恩怨。著名的文武大臣中，魏征当过道士，尉迟恭做过铁匠，张亮出身农民，李靖、尉迟恭原本是降将，都被太宗予以重用。

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，完善了官员选拔制度，用科举代替门第选拔，打破门阀偏见，让出身寒微的士人也有做官的机会。太宗还给官员定下了“四善”的行为标准：德义有闻；清慎明著；公平可称；恪勤匪懈，要求官员按照标准尽心尽责。他还把“居官谄诈，贪混有状”定为品行最差的“下下等”，严厉考核吏治。

对于贪污，太宗除了刑罚，更注重让官员从心底明白贪欲的危害。他提醒群臣说：“鸟栖息在树上，还怕树不高，把巢筑在树顶。鱼藏在水里，还怕水不深，把洞挖在水底。但它们都被人捉住，原因就是贪食诱饵。你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！”

有一次，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，太宗问：“谁是佞臣？”上书人说：“陛下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，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，害怕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。”太宗说：“皇帝是河水的源头，群臣是河水，源头污浊了，却要求河水清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用诈术，怎么能要求群臣耿直呢？我以至诚治理天下，常常觉得过去皇帝用权谋对待群臣是可耻的，你的计策虽然好，我也不能用。”

在李世民的治理下，皇帝率先垂范，官员一心为公，吏佐各安本分，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降到了历史最低点，政治十分清明。

重视文化，推行教化

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建设，在他的推动下，唐代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。全国最高学府是国子监，下设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六种学校，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必读书目，学习优异的可以送到吏部参加科举考试。

太宗还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，他下令搜求民间散落的学者遗书，隋末洛阳仅存一万四千部、约九万卷藏书，到太宗设立弘文馆后，国家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。他还下令设立国史馆，编修南北朝和隋朝历史，一方面确认唐室正统，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。他还招募名儒出任学官，一时间京师儒者云集，人才辈出，为大唐培养了无数栋梁。

当时各国臣服，大唐边境安定，天下都尊称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，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大一统帝国，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，各地商人往来不断，是各国英才心目中的理想之地，各国的杰出人才哪怕冒生命危险也要来到唐朝。唐朝开放边境关口，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，这样的盛世气象在历史上十分罕见。

公元649年，唐太宗崩于含风殿，终年五十二岁，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。他勤奋亲民，文韬武略，既有创业之能又有守业之才，确为“千古一帝”。明代史学家评价唐太宗说：“自三代以下，创业守文之君，兼之者为唐太宗，汉之文、景、武、宣，皆不及也。”

三、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

康熙帝，爱新觉罗•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，他身上有满洲、蒙古和汉人的三种血缘，是历史上少有的善于治国的政治家，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。

他一生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物理、地理、农学、医学、工程技术，人文方面的经、史、子、集，艺术方面的声律、书法、诗画，几乎都有研究。他写了八九十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，亲自审定多种历史书籍，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。

康熙大帝像

玄烨两三岁时就到宫外避痘，四五岁时出天花，九死一生才躲过一劫。他童年一直不受皇父顺治重视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与教育。八岁丧父，十岁丧母，佟氏去世后，玄烨昼夜守灵，哀痛哭号，几天都没进水米，皇室亲族见了无不感动。但玄烨没有在不幸面前退缩，反而以此励志修身，勤奋学习，磨炼意志，为亲政治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康熙亲政后，清朝内部逐渐稳定，但国内形势仍然险恶：南方三藩割据，西北噶尔丹反叛，台湾郑氏割据，种种难题都摆在康熙面前。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超凡胆略，在良臣辅佐下，开创了盛世王朝。

崇儒重道，修身自省

在治国根本上，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。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兴趣，认为“殊觉义理无穷，乐此不倦”，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。

康熙也能时时自省，每当天下发生灾祸，康熙常常把它当成对当政者的警示。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，康熙下诏说：“朕躬不德，政治未协，致兹地震示警”，要求臣下自省，廉洁为官。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，康熙也下诏说，这都是因为自己缺少德行，“不能上格天心”造成的。

任人唯贤，要求直言

用人方面，康熙任人唯贤，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，他对用人有着清醒的认知。康熙二十六年，康熙说：“尧舜之世，府修事和，然且兢兢业业，不敢谓己治已安。汉文帝亦古之贤王，贾谊犹指陈得失，直言切谏。今但云主圣臣贤，政治无阙，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？”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守，把国事当家事。

轻徭薄赋，关注民生

经济上，康熙认为“家给人足，而后世济”，延续轻徭薄赋、与民生息的政策，还推出了很多利民措施：

1. 废止“圈田令”，取消满清贵族圈占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，把土地让给百姓耕种；
2. 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，刺激农民垦荒的积极性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；
3. 实行更名地政策，农民耕种原先明朝宗室的土地，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用支付田价，照常耕种；
4. 改革赋役制度，防止地方官吏私征滥派，保证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，减轻百姓负担。

此外，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，大力修治黄河，最终让黄河、淮河回到故道，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地区多年的水患，保证了百姓的耕种。

剿抚并用，修德安民

军事上，康熙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、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：“乱则声讨，治则抚绥”“仰凭天道，俯惬人情，以万不得已而用兵”。康熙认为：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，不专恃险阻”，“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，民心悦则邦本得，而边境自固，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”。

兴教重礼，编纂典籍

文化上，康熙强调兴礼教，以孝道治国化民。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：“盛治之世，余一余三。盖仓廪足而礼教兴，水旱乃可无虞。比闻小民不知积蓄，一逢歉岁，率致流移。夫兴俭化民，食时用礼，惟良有司是赖。”

在康熙的倡导下，清代编纂了一系列大型典籍：收字四万九千多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百八十卷的《大清会典》，一百零六卷的《佩文韵府》，一百二十卷的《历代题画诗类》，九百卷的《全唐诗》，还策划了一万卷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

康熙坚持“以孝道治天下”，要求满族王公大臣都必须熟读《孝经》，反复申明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的古训。他还规定，在乡的秀才或族长，每月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《孝经》和《圣谕广训》，规训子弟。为了弘扬敬老的古风，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他还举办“千叟宴”，赴宴的老人多达上万。

康熙在位六十年，文治武功都无与伦比，开启了“康乾盛世”，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、人口众多、经济最富庶的帝国。到康熙中叶以后，清朝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经济富足，时人记载：“士敦诗礼，民安耕凿，萑苻夜息，桁杨昼静，行旅歌于途，商贾嬉于市。即梯山航海，沐日浴月之乡，欣欣蒸蒸，无远弗及”。

1722年，康熙大帝病逝，终年六十八岁。终其一生，康熙可以说是一位圣德之君，为君之道核心在于：勤慎理政，仁爱宽刑。《清史稿》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：“圣祖仁孝性成，智勇天锡。早承大业，勤政爱民。经文纬武，寰宇一统，虽曰守成，实同开创焉。圣学高深，崇儒重道。几暇格物，豁贯天人，尤为古今所未觏。而久道化成，风移俗易，天下和乐，克致太平。其雍熙景象，使后世想望流连，至于今不能已。传曰：‘为人君，止于仁。’又曰：‘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。’于戏，何其盛欤！”

历史斗转星移，弹指一挥间，已然跨越五千年。在华夏大地这个广阔舞台上，走过了秦皇汉武，走过了唐宗宋祖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朝代。虽然幕启幕落时间不同，但每一朝每一代都给后人留下了绚丽的文化。

有服章之美谓之华，有礼仪之大谓之夏，五千年的鸿篇巨制，其实就像一部教给华夏子孙如何做人做事的大戏。《礼记•礼运》开篇即言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。克己奉公，仁、信、礼、义，归根结底是道德境界的体现。

大道原本就永恒存在，不变不动。变化的是人心与道德，偏移了大道，大道就会废弃，动乱与衰亡就会开始；回归大道，大道就行于世间，兴盛与富强就会到来。所以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他只是把前人传下来的道理重新叙述出来，让人们通过内省自修去践行它。

千古一帝的丰功伟绩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，但是他们修内而安外的做人之道，每个人都可以终身奉行。如果人人都能够明是非，辨善恶，晓因果，官民都能约束自己的内心，那么私欲自然消解，道德回归，文化复兴，人间正道就从此开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