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围绕孔子承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展开探讨。孔子一生以传承上古文脉为天命，即便身处逆境也不改其志。

他构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、整理古籍传续文脉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奠定了核心基础，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。

正文

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儒家思想的创始人。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，一生从事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在世时已被誉为“天纵之圣”、“天之木铎”。

孔子的天命观，是以弘扬道义、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，认为这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，必须尽力完成。尽管一生屡遭逆境，他仍难行能行，始终坚定“道济天下”的信念，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。

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其中的“畏”字，是受困、受到威胁的意思，这是孔子率领弟子在周游列国弘道途中被困于匡地时所说。意思是：“周文王死了以后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？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，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；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，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”

孔子从容自信，坚信“天之未丧斯文”，维护和延续“斯文”，早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。他拿出琴演奏礼乐，匡人得知是圣人后，便自行离开了。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，被称为善之善者也，也让人感受到他承继道统、传续千古文脉的浩然正气。本文就孔子对“斯文”价值的理解，以及他为传承文化不懈努力的精神，展开探讨。

一、孔子对文化的传承

就孔子的时代而言，“斯文”指的就是自上古以来，华夏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。

华夏传统承天理而来，“道”意味着天道，“德”指人们遵循“道”，存心为德，施之为行。孔子一生弘道崇德，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行为，鼓励人修身、知人、知天、成圣，为后世做出了绝佳楷模。

孔子认为行“圣人之道”者，要“敬天知命”，达到与天地相通、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他称赞尧舜“焕乎其有文章”，也说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”，肯定上古以来的文化成就。

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面临危机。不仅文献散佚，更在人们观念中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。比如棘成子就说：“君子质而已，何以文为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认为文的价值已经无关紧要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孔子仍然坚持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，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十分重要。但孔子也指出，这些只是文化的载体，他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！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孔子所要承传的“斯文”，实质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，蕴藏在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与文化精神。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内容，就是他的“仁道”理想。

二、孔子提出的思想道德规范

以德配天——孔子“天人合一”观的主旨

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”、“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”，他赞叹天地化育万物、天道永恒无私，上天的生生之德让万物充满生机，且各安其位，这就是天对万物的“仁爱”。

作为儒家“群经之首”的《易经》中说：“生生之谓易”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人类要“继”天地之“善”，“成”天地之“性”，“大”与“广”天地之“生”，“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”，以达“天人合德”。

因此可以说，“天”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是最高概念，天人合一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大到宇宙起源、人类形成，小到伦理标准、人类命运，无不可以从有关“天”的论述中得到解释。

《中庸》开宗明义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认为人服从天命，本就是一种道德行为。孔子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”，这句话是说，德是天赋予我的，我受命于天，任何外力都奈何不了我。

在儒家看来，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，仁义礼智的本性本就是天所赋予，存于人心中。但人后天受到名利欲望的迷惑，需要通过修身去除私心杂念，最终达到自觉践行道德原则的境界。“以德配天”、与天地“合德”，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。

孔子推崇先古圣王效法天道、与天地同心的做法：他称赞尧帝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”，意思是只有天最高大，只有尧能效法天的高大，以无私之心关爱天下百姓；他称赞舜帝“德若天地而静虚”，意思是舜帝仁爱好生，德行如天之高、地之厚，又能宁静谦虚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“内圣外王”之道——内具圣人之德，外行王者之政。孔子将“仁”作为贯通天人关系的核心途径，通过“修己”、“安人”的修养功夫，体悟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

“仁”——孔子思想的核心

“仁”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。孔子提出“仁者，爱人”、“泛爱众”，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爱一切人，还进一步阐明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

孔子更具体指出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”，这五者就是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，因为“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这五种品德，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、关心与体谅之上。

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”，也就是要求学生在四个方面进修：学问、言行、忠恕、信义。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仁与义、德、忠恕、礼、乐等相连，构成完整的伦理结构，仁就是一切德性的总和，因此“仁人”也就等同于全德之人。

颜回问仁，孔子答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意思是，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，回归天理正道，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仁人。

儒家认为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核心在于人有道德，德是人的立世之本。德治与仁政，也都以个人修养为前提，立德修身是完善人品操行、达到崇高境界、养成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路。

孔子肯定道德需要个人勤奋修为，强调“为仁由己”，“求仁得仁”，认为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。他指出，仁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全面，对别人宽容简约，要替他人着想，善待帮助他人。他还提出道德修养要克己自省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、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

儒家传承下来，有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，有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气节，有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博爱思想，有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责任感，更有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历史使命感。

中庸——追求和谐的修身治国原则

孔子还提出了“中庸”思想。《中庸》曰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中庸之道是道德修身境界的核心原则。

儒家认为，用“道中庸”、“致中和”的准则调控自身，就能达到至诚至善，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，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，实现和谐的境界。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、人际关系、治国理政等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。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所以中庸，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，无过无不及；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，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，专走极端。”这里“中”就是不偏不倚，“庸”就是恒久守常。

《论语》中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”，“和”有调和、和谐的意思，先王制礼作乐，用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，教化天下。中华民族向来讲究“和为贵”，实现平天下的理想，仰赖的就是仁政与修德，正如孔子所说“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。

三、孔子一生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

孔子一生虚心好学，《论语》中记载了他很多关于学习的阐述：他说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，又说要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。

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”。谈到知识的积累，他称自己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”，要求弟子“发奋忘食”，“学而时习之”，“温故而知新”，又提出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

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，说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，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。

孔子整理上古古籍，删订六经，他创建的儒家思想体系，后来以“四书五经”的形式传承后世。五经即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，四书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孔子提倡教化，让所有人都能在教化中具备人文素养。他在《礼记·经解》中说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”。

孔子认为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，是士人君子应当具备的重要品德。一个真正的君子，必然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。孔子说“君子无忧”，又说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意思是：君子明了人生真谛，“乐”在道中，心中有道。君子不是没有忧愁，而是不为自己担忧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志在天下，无私无我，所以无忧。

君子把国家、民族的未来时时放在心上，始终为他人着想，也就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忧国忧民，为天下担当，这份责任就是要帮助、唤醒人们回归天理正道，这是何等仁厚博大的胸怀，正所谓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”。

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，“忠孝节义”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，“仁义礼智信”成为规范人伦的道德基础。在这些崇高精神的激励下，历史上无数仁人君子，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、泣鬼神、永垂青史的宏伟篇章。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与人生理想追求，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，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