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从历史脉络出发，探讨政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变迁，梳理从上古到汉代的治国思想演变。

作者对比了上古无为而治与后世儒、法治国的差异，分析了政治逐步脱离道德敬畏的蜕变过程。

本文为系列文章的上篇，未完待续。

正文

白云千载，物换星移，历史走进了新的纪元。

当人们带着对科技的狂热崇拜，深深沉醉于表面的物质繁荣与辉煌时，各个国家的政府却不得不面对国内纷争、犯罪行为、黑恶势力、恐怖主义、毒品以及战争的困扰。

当政治家无休止地在国内制定法律，在国际会议上讨价还价的时候，有识之士却透过现代技术进步伴随的道德沦丧引发的各种人祸天灾，看清了整体从“厚德载物”的“无为而治”，一步步转向注重刑赏的“法制”的蜕变之路。

本文以历史为背景，探讨政治的起源、变迁和未来走向，全文共分四个部分：

一、前政治时期

在《现代汉语辞典》中，对“政治”的定义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任何阶级的政治，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”。如果把夏朝作为阶级社会的开端，从字典的定义来看，夏朝以前就可以称之为“前政治时期”。

在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”，讲的是尧曾经想把天下让给名叫许由的人，但许由不愿接受，跑到山林里隐居起来了。

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在上高中，当时觉得非常奇怪。世人听说的大多都是某人如何用阴谋诡计篡权，甚至为此手足相残、不择手段，为什么会有人不接受王位反而隐居呢？

后来读的历史书多了，才慢慢明白，真正做一个好的领导人，过去叫帝王，现在叫国家元首，其实是责任重大又十分辛苦的差事。

据《东周列国志》记载，五帝时期，帝王的生活克勤克俭，“尧舜之时，茅茨土阶；禹居卑宫，不以为陋”。不仅如此，帝王还必须通晓治国方略，对百姓生计负责，做到“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顺天之义，知民之急。仁而威，惠而信”。(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)

更为重要的一点，是帝王能够“明鬼神而敬事之”，并且用“修身而天下服”的自身道德表率作用教化百姓。舜把天下禅让给禹的时候，还谆谆告诫禹说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…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(见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)

在这段“前政治时期”，帝王治国方法接近于老子所说的“无为而治”，最成功的地方在于“顺天之义”，“明鬼神而敬事之”，因而教化大行，垂拱而治。

《史记》记载说，舜的手下只有二十二人辅佐他治理国家，“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职，惟在顺时，视天所宜而行事也”，而且当时百姓也受教化，敬天畏神，自我约束。积善成德的结果是“天不异灾，土无别害，水少波浪，山出珍宝”，“景星耀天，甘露下降，行人让路，犬无吠声，稻生双穗，夜雨昼晴”。

可以看出当时百姓乐业，草木沾春，尧舜之治也因此成为历代君王治国的典范。

二、政治的出现和蜕变之路

然而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“人类好象是进步了，其实是在向后退，离我们宇宙的特性越来越远”，人的私心越来越重，即使是做帝王的人，对天对神的信仰也渐渐淡化，逐渐把帝王这个位置看做一种特权，而非一种责任。

同时，经过夏、商、西周大约1500年左右的变迁，君王逐渐妄自尊大，臣子也渐渐以权钱为务，这一点从夏桀商纣的暴政就能看出。到西周经过厉王、幽王之乱后，局面变得更加混乱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说春秋时期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”。

可以看出，那时人们已经不再把君主的位置看做苦差，因而纷纷钻营、谋取特权。至此，尧舜禅让、许由逃隐的故事，在世人眼中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。

老子曰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”，当帝王不再能以道德治国的时候，春秋末年出现了诸子百家。其中对后世君王治国影响最大的，一个是以孔子为代表、以仁义治天下的儒家，一个是以卫鞅、韩非子、李斯为代表、以严法酷刑治天下的法家。

春秋之后，法家思想曾经短暂作为主要治国方法大行其道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：“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，刑德也。何谓刑德？曰：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。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，故人主自用其刑德，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。”

从这段代表性的法家言论可以看出，法家的治国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威逼利诱，全然不择手段，其中绝少有敬天畏神的道德约束。所以法家的代表人物卫鞅(即商鞅)以诈术夺人城池，以酷刑治理天下，他“常亲至渭水阅囚，一日诛杀七百余人，渭水为之尽赤，哭声遍野”(见《东周列国志》)。

同时，法家将国家领导人作为善恶的终极审判者，无论一件事情对错，百姓只能够无条件服从领导人的决定。比如商鞅宣布变法之后，“百姓议论纷纷，或言便，或言不便”，对于这两种人，“鞅悉令拘入府中，责之曰‘尔曹闻令，但当奉而行之。言不便者，梗令之民也；言便者，媚令之民也。此皆非良民！’”，之后商鞅就削去这些人的户籍，把他们发配到边疆做戍卒，实际上就是不让老百姓有自己的思想，放弃基于道德的评判标准，无条件服从政府的权力。

为维护这种统治威权，商鞅还制定了连坐告奸的保甲制度，规定“十家相连，互相察觉，一家有过，九家同举；不举者，十家连坐，俱腰斩。能首奸者，与克敌同赏。告一奸，得爵一级”，这种连坐制度后来也被历代统治者沿用，成为管控民间的手段。目的是通过鼓励百姓互相告发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府威慑力。结果造成秦国的囚徒多得可以百万计，按史料记载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就调集了七十余万囚徒，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

最终陈胜吴广苦于暴政，揭竿而起，秦朝就此灭亡。而商鞅虽然为秦国变法图强，但“法令虽行，刑戮太惨”，最终被秦王在咸阳五牛分尸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与李斯也都死于秦国，未得善终。

法家这种绝少道德教化，重酷法威吓百姓的政治，是一种畸形的政治体系，其结果导致百姓“见威而不见德，知利而不知义”，这种政治思想要对人类道德下滑负一定责任，所以法家在盛极一时后，迅速走向衰败。

秦亡以后，汉代董仲舒上书皇帝，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开辟了以孔子学说治天下的里程碑。其实孔子的主张中也有以德治天下的成分，比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大意是说如果以政令刑罚治天下，老百姓虽然可能不犯罪却仍不知羞耻；以道德礼仪治天下，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安分守己。

但孔子学说中，更多讲述的是对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解释，以及如何做到这些的做人道理。后世的皇帝和官员越来越强调以儒家仁义治天下，忽略了根本的道德教化，更把人对神的敬畏放在次要位置。

比如韩愈的《原道》中认为“道与德为虚位”，“老子之小仁义…其见者小也”，意思是说老子小看仁义是见识短浅，甚至认为对和尚和道士应该“火其书，庐其居”，也就是烧了他们的书，把他们的房子改给百姓住，主张道德就是仁义，“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”。宋太祖的宰相赵普说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足见那个时期对孔子学说的推崇。

其实，汉代以后，真正躬行韩愈主张的“博爱谓之仁，行且宜之为之义”仁政的也很少，大部分都是仁义治国与酷刑治国的结合。而孔子讲的很多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大部分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也是为了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从而得到人间的富贵。因此虽然儒家经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的道德，但不会也不可能让君臣及民众稳定恢复到，因为敬畏神明而达到的五帝时期的道德水准。

汉代开始，也曾经出现一些有识之士提倡以道德治天下，比如司马迁说：“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…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”（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），意思就是“法令这个东西，是治理天下的工具，但它并不是决定政治好坏的根源…讲求道德的人，反而没有尽到他的职责啊”；路温舒也曾给汉宣帝上《尚德缓刑书》，让他“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”，但他们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。

这种政治蜕变的结果就是，自汉代以来，百姓安居乐业的时间都比较短暂，经常要么天灾人祸，要么外敌入侵，或是朝代更迭、战火连绵。“文景之治”“贞观之治”“开元盛世”“康乾盛世”等太平盛世屈指可数。

(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