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本文承接前文，拆解汉唐儒学传承自上古中华文化“以人为本”的核心内涵。文章梳理宋明以来儒释道三家共生的文化框架被拆解的过程，厘清后世误读传统经典、将中华文化窄化为“治世为本”的来龙去脉。

正文

接前文。

汉唐儒学中关于礼乐作用的相关理论，建立在人性学说基础上，以性情等传统范畴作为表达方式，面向所有普通人。
这也让汉唐儒学的理论体系，完整继承了中华上古“以人为本”的核心立场，只不过上古文化对“人”的定义，和现代语境下对“人”的理解并不相同。

上古中华对“人”的理解，藏在汉唐时期就定型的汉字“人”的字形里：自上起笔撇出，中间接续一捺，起始处不分阴阳，到下端才分列左阳右阴；起始处和左阳是连贯的一笔，右阴从中间生发，作为接续的部分却万万不能缺失，少了这一笔就成不了“人”字。

这个字形背后的生命内涵，对应的真实义理是：“天命之谓性”是生命的根源，也就是字形的起始处和左阳部分，得到人身之后，再和后天显现的生命因素（也就是右阴部分）合为完整的一体。
上古中华文化所说的以人为本，本质上是以人生命的本源为根本，以阴阳合体的完整生命为基础，以回归本源为价值指向，而汉唐儒学也完完整整继承了这份价值内核。

四、宋代以后中华文化的破坏与对传统的背离

汉唐时期的读书人，大多一边修习儒学，同时也常涉猎道家、佛家的学问，没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。儒、道、佛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思想框架，彼此包容、互相支撑。
人们既可以遵照儒家的学问，投身修身治国的入世事业，也能从佛道的义理里，追寻生命通向永恒的方向。入世和出世两条路径都能兼容，完全没有矛盾。

这种状态，到宋代兴起的宋明理学这里，就被当成了需要修正的问题。
宋明理学兴起的核心初衷，是当时的儒学学者想要重振儒学。他们眼见汉魏之后佛道大兴，谈玄论道成为社会风尚，儒学却日渐没落，因此才带着排斥佛道的立场发展起来。
为了达成排斥佛道的目标，宋明的很多理学家各自提出了一套关于宇宙生成、心物本体的理论，用来替代佛道体系里对应的相关内容，让儒生不用研读佛经道经，也能对这类问题得到基础的解答。

绵延数百年的宋明理学家群体，绝大多数人都抱着为中华文明做贡献的初心，只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，都采取了排斥佛、道的立场。这个立场的实质，是直接拆解了中华文化原本由儒、道、佛三家共同构成、互相支撑的整体框架。

这里必须点明一个关键：只有儒学一家，根本撑不起中国文化原本的框架和价值体系。
早在黄帝时期，中国文化就建立了以回归本源为指向的价值系统。后来分化出的儒家，虽然只承担治世的相关功能，但在儒道互补、三教交相辉映的完整文化结构里，儒家的理论依然能呼应上古建立的回归本源的价值系统。同时修习儒道佛的人，既能从义理上理解，也能亲身感知到这种呼应关系。

如果只剩儒学一家，思想必然会被局限在治世的范围里，根本没法和回归本源的价值系统形成呼应——毕竟独崇儒学的框架里，压根没有“回归本源”这个概念。这就导致宋代以后，人们很难真正读懂汉唐时期流传下来的五经。

举个很典型的例子：南朝周兴嗣所作的《千字文》里有“乐殊贵贱，礼别尊卑”一句，这句话的根基是对《礼记》等经典的深度理解。
唐代以前的人看来，礼乐的作用是调节人的性情，所谓“殊贵贱、别尊卑”，本就是调节性情的其中一部分。
古人认为人有轮回，前生的善恶业力决定了此生的贵贱尊卑，礼乐的设置自然要和这份结果相匹配。更何况回归本源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理想，也是治世需要呼应的最终方向，所以礼乐调节所有人的性情，无论尊者卑者、贵者贱者，最终都是要引导大家走向回归、和谐、平衡、向上。这就是唐代之前人们的普遍认知。

但到了宋代以后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宋明理学的体系里，把佛道全部当成异端排斥，脑子里根本没有“回归本源”的思想逻辑，那他理解的“乐殊贵贱、礼别尊卑”，就会变成“礼乐制度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区分尊卑贵贱”。
整个过程里，儒学的原始经典本身一个字都没变，只是宋明儒学排斥佛道的立场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再加上宋明理学从宋代到清末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，直接导致后世对儒学经典的理解完全走偏了。
因为这种偏差的理解很多地方没法自圆其说，个别理学家甚至直接公开改动过儒学的原始经典。

当然，导致中华文化被破坏的因素，远不止宋明理学的局限性这一点。
从上古有文字记录的春秋时期开始，上天就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人展示预言、谶纬的准确性，让人们知晓神明的存在，也明白历史的走向本就是由上天安排的。但后来很多人反过来利用谶纬谋取私利，有的伪造预言，有的胡乱解读，乱象丛生。到了宋朝，宋太祖直接下令禁止谶纬之学。
种种因素叠加之下，宋代之后人们对天地神明的敬意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依赖制度解决所有问题。

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本来的样子。唐代以前的中华文化虽然也包含政治内容，但整个文化的核心价值指向始终是回归本源。这份核心价值，在宋明之后的人眼里慢慢变得无法理解，也就渐渐被人忽略，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。
宋明之后的中华文化，围绕政治运转的属性确实越来越重，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

只不过当时的人不把这种状态叫做“政治”。宋元明清时期的人普遍认为“天尊地卑”是天经地义的道理，人间的阶层划分自然也符合常理，所以他们把这套体系叫做“治世”。当时的人觉得儒学本来就是“以治世为本”，只是现代人才把这种状态定义为“围绕着政治运转”。
当然，“治世为本”或者说“围绕政治运转”，也不足以概括宋明之后中华文化的全貌。哪怕这部分的属性越来越浓，中华文化里以回归本源为核心的部分，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，关于这部分的内容，我们后续再慢慢展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