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
一眼速览

这是漫话中国上古三代天命观系列的开篇文章，从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的初衷切入，引出核心议题。

文章梳理出“究天人之际”是历代传统学问的核心方向，点明天命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体系。

夏商周三代是有确凿文献可考的天命观源头，系列核心内容待后续更新。

正文

司马迁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的《史记》被列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。

说到《史记》，多数人都熟悉这段典故：当年司马迁专心撰写这部煌煌巨著时，因得罪汉武帝被处以宫刑。悲愤交加之下，他几次想要了此残生，可想到《史记》尚未完成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他曾写下心底的话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。我如果就这样死了，不是比鸿毛还轻吗？我一定要活下去！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！”

想通这一点后，他克制住个人的耻辱与痛苦，重新摊开光洁的竹简，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。就这样，司马迁在屈辱中发愤写作，耗时整整十八年，在六十岁时终于完成了五十二万字的巨著——《史记》。

司马迁为什么甘愿耗尽毕生心血，以生命为代价写完这部著作？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目的就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。

所谓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就是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不只是司马迁和古代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核心目标，更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根主线与核心主题。

历代学者的共识：探究天人关系是学问核心

从古到今，很多大学者都把天人关系作为研究的核心方向：

• 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，开篇就说：“臣谨案，《春秋》之中，视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”“天人相与之际”就是天人之际，这是董仲舒对策的核心内容。
• 与董仲舒同时代，靠研究《春秋》官至宰相的公孙弘，建议汉武帝开办儒学教育时曾说：“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。”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因为普通官吏不能通晓这些内容，所以需要培养儒家人才，这也把贯通天人分际（即天人之际）定为儒家学问的基本方向。
• 西汉末年著名儒者扬雄也说：“圣人，存神索至，成天下之大顺，致天下之大利，和同天人之际，使之无间者也。”（《法言·问神》）
• 汉魏时期，儒林领袖何晏称赞青年学者王弼，也说：“若斯人，可与论天人之际矣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，何晏本人著有《论语集解》，是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。
• 北宋著名哲学家邵雍也曾说：“学不际天人，不足以谓之学。”（《皇极经世书·观物外篇》）

几千年来，围绕天人关系这个主题，古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究，搭建起了中华文化的思想观念体系，这套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命观，也叫天命思想。

而夏商周上古三代，是天命观发展史上，有确凿文献资料可考的最早阶段，也称得上是古代天命观的源头。

那么，那时的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天人关系的呢？各位且听下回分解。（待续）